古代的文字记录，如何塑造出一部中国文明史？
北美最具影响力的东亚研究图书馆学家，享誉世界的中国书籍史、印刷史专家。1910年出生于江苏泰县（今泰州市）的书香世家。青少年时代接受新式教育，思想进步，曾从军参加北伐。1927年入金陵大学攻读历史学、图书馆学，从此与图书馆事业结缘。1931年任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代理馆长。1932年任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。1937年任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（工程参考图书馆）主任，1938年转任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主任。抗战期间始终坚守在上海，守护南迁古籍善本，并冒生命危险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。1947年至1978年，任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，将该馆建设成北美最重要的东亚研究图书馆之一。
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，最初是依赖竹帛得以传承至今。在这最早的时期中，不仅今日通用的文字和书籍的一些形制渊源于此，而且影响后世的哲学思想、生活习惯和伟大著述，也都是在这一时期中孕育而成。特别是承传这些古代遗产的中国文字，其延续、多产和广被性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，独树一帜，没有其他文字记录可以相比。本书各章曾分别叙述中国文字的结构、书体和字汇，载体的材料、工具和制作以及文字记录的性质、作用和制度。现再就这些资料重加分析，用简单而通俗的语言加以综述，以体现中国古代文献的多彩多姿和独具的特色，以及在世界文明中的作用和应有的地位。
一、 书写材料的类别
中国古代用以书写和记录的材料种类很多，包括动物、矿物和植物。有的是自然产品，有的是人工制品；有些是坚硬耐久的，有些是柔软易损的。刻在甲骨、金属、玉石等坚硬物质上面的文字，通常称为“铭文”；而文字记载于竹、木、帛、纸等易损的材料，便通常称为“书籍”。竹、木虽然质地坚硬，但不及金石能永久保存。
古时用作思想交流的载体，显然有两大类: 易损的材料价格比较便宜，大量用作公文、史册、文章、信件及其他各种日常用途；坚硬耐久的材料，则用作有纪念性或可流传后世的铭文。我们也可以说，前者用于空间上的横向交流，是人与人之间往来的媒介；后者是时间上的直向交流，是人与鬼神及后代子孙间联系的工具。古人似乎对坚硬耐久的材料有所偏好，不仅用于祀神祭祖，更以之将信息流传后世。
但我们不能武断地以质料坚硬和柔软、或耐久和易损来区分书籍和铭文。因为有纪念性的文字亦常记载于柔软易损的材料，而文章和书籍亦常镌刻于坚硬耐久的物质上，垂之久远。总之，书写材料的采用，主要是由使用的目的以及材料的供应而决定。当然，当时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也是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二、 古代文献的传承
现存的古代文字记录可分为两大类，即地下的和纸上的材料。考古学的资料，通常是从地下古墟里发掘出来，或从密藏地点偶然被发现。那些地方很可能便是它们原来制作或保存的处所。因为气候干燥或地下情况适宜于保存，所以从古到今，在国内外许多地区，曾经发现了很多不仅是质料坚固的实物，也有质料易损的古代文籍。
纸上的材料保存了不少古代文化的记录。这些资料，通常借助抄录和机械复制得以流传。有些原本已经毁灭，但是仍可凭借后人的记忆加以重述。至于流传的方法，包括铭刻、抄写、传拓或用各种印刷的方法加以复制；一些断章残句，也可能保存于或辑录早期资料的引证之中。现存先秦及汉代的作品，大概仅有150种，约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总数的四分之一，这些著述都是靠上述的各种方法流传至今。其他古籍的原文虽然已经散佚，但在历代的著录中仍可约略考查其内容。
今日存世的古代文字，曾经遭受多次毁灭、重现、修订和复制。在这漫长的过程中，有故意的窜改，也有无心的错失，因此有些现存的文籍和原本的出入颇大，有些则增改很多。所以，地下发掘出来的实物，即考古学资料，常保存最初或较早的原文；而文籍资料，虽通常保存较长或较完整的记述，但其史料价值则有时不及前者可信。
三、 各种铭文的年代
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，是殷代契刻在甲骨上的卜辞。在这时期及较早的年代中，亦有刻于青铜器、玉、石及陶泥上的铭文，但篇幅通常较短，且文字亦很有限。甲骨文流行了约两个半世纪，殷亡后，周代承袭这一传统，但稍后将卜辞书于竹帛而不再使用甲骨。
此后，金文通行，作为政治、社会和礼仪上的永久记录。经过两周和秦汉，金文继续通行了约1000年。直到3世纪左右，石刻代之而兴，用途更广，不仅用以刊刻纪念性的铭文，更用以记载儒、佛、道各家的经典。从古到今，石刻是唯一被人继续用作铭文的材料。陶器、砖瓦及封泥等泥土上的文字，包括人名、地名、官名和吉语等，则盛行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4世纪初叶，即自战国时代直至晋初。各种铭文和简牍、帛书、纸卷等文献同时并存，但各有其不同的性质和功能。
四、 中国书籍的起源和发展
雕铸或印盖在坚固材料上的各种文字记录，都不能称为“书籍”。中国书籍的形式，始自竹简的应用，继以帛书、木牍和纸卷。简牍的长度，一般依文书的内容和功用为准，阔度则通常狭窄，只能直书一行，书写后用书绳编连，可以卷起，也可折叠，正如今日书籍的册页。战国前的这类书籍，现时尚未发现，但根据记载，简策流行的时间，可上溯殷商，与甲骨文和金文同时使用，直至晋代才为纸所取代。
缣帛早于新石器时代即已发明，但迄今尚无资料证明帛书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即春秋时代以前已经使用。作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大众媒介，竹、木太笨重而缣帛则太昂贵，因之，柔软而价廉的纸在公元前后便乃用以书写。自此以后，直至今日，纸一直是最价廉、最便利，也是最流行的书写材料，不仅通行于中国，也广被于世界。纸书原为卷轴形式，后来变为折叠式，最后才逐渐演化成为目前仍在通用的包背和线装的形式。
旧的书写材料并没有立即被新材料所淘汰，而是逐渐被取代。在纸发明以后，竹、木仍继续通行了三个世纪，而缣帛则继续被采用了500余年。人类的保守性，总是偏向于传统的习惯，不仅因为他们熟习这些传统的方法，且因这些方法也常有许多优点胜于新的发明。
五、 书写和复制的技术
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，是用多种不同的载体、方法和工具所制成。如甲骨与玉石等坚硬耐久的材料，是用金属的尖笔或锐刀加以契刻；而竹、木、帛、纸等易损或柔软的材料，则是用笔墨书写。毛笔有时亦用来在坚硬的材料上写字，但仅偶然用之。书刀是用以削治和删改竹木简牍上文字的一种刃具，而不是用来在其上刻字的。在纸用作书写以前，笔、墨、砚、刀乃是古代的“文房四宝”。
在印刷术发明之前，用毛笔书写并不是唯一将思想付之文字的方法，机械的器具有时亦用来代替书写。金文一般是用模型铸造；陶文则是用模子塑制，或用印章压盖，或用尖梃刻画；玺印是以金属铸成，或镌刻于玉石，早期以之印在柔软的黏土上，后来方钤印于缣帛与纸上而得复文。
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，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字的复制技术，如用纸、墨在石刻和铭文上拓印，虽其结果不同于印刷由反体而取得正文的方法，但二者的功用大致相似。这种拓印技术和浮雕印章的使用，是古代文字复制的先驱，因此在技术上奠定了印刷术发明的基础。
六、 中国文字的演化
现存古代的各种文字记录，说明了中国文字进化的过程。虽然几千年来，中国文字构造的原则并没有变更，但其笔画的繁简、构造的形状及部位的更动，却使得字体不时在变化。
中国的字体，有以使用的材料而得名，如甲骨文、金文、陶文、印文等；有以形态而得名，如鸟书、蝌蚪文；有以功用而得名，如篆书、隶书、行书、楷书和草书等。大抵在4世纪晋代以前，各种字体的形式已渐固定，而楷书则于此时开始被采用，成为最通行的一种标准字体，直到今日。
楷书维持其形体不变而成为中国文字的标准字体，相信其原因很多: 一是由于其笔画较其他书体为简单而易识；二是石刻经典以楷书为标准为一般人所尊重；三是自晋、唐以来书法家所写的法书成为初学的学生所临摹的标准；四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，楷书易于刻画，成为书本上的标准字体。因此，这种字体能维持1500多年，以迄于今。
一般说来，字体的变化，在构造上是由繁而简，形式上是由随意至固定，书写上是由缓慢至快速。这种演进，是由于人类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，因此表达思想的文字及工具乃趋向于简单而便捷。
七、 字汇的增加
从字汇的增加和造字的方法，我们亦可看出中国文字的演变。甲骨文有5000字左右，金文有3500余字。可是这些数字，并不代表商、周二代全部的字汇，因为这些字数，仅基于我们目前已经发现的一些资料，而这些资料只是当时文字记录的一部分。
我们较能确定的是: 当公元100年左右的汉代，中国第一部语源字典《说文解字》编就时，中国文字有9000余字；到5世纪末的东晋，便增加了一倍；宋初增加至3倍，目前则已5倍有余。当然，常用字汇约5000字，远较全部字汇为少。
我们知道，文字数量的增加主要是基于形声和假借的原则。甲骨文大多是象形和会意字，只有极少数的形声字。但在后代的字汇中，90%以上为形声，会意和象形字仅占极少数的比例。
八、 中国文字书写的顺序
中国文字的书写和排列，不论记载在某一种材料上，也不论是何种形式的记录，其顺序都是从上到下、从右到左，直顺着书写和阅读，古今皆然，直到最近才开始改变。虽然有些古铭文并不如此，相信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。这种直行书写的原因虽不可确考，但可推测这一特点应和中国文字的构造、书写材料、应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关。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，如人体、动物、器皿，大多纵向直立而非横卧；毛笔书写的笔顺，大多是从上到下；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狭窄的简策，只能容单行书写等等，都是促成这种书写顺序的主因。至于从右到左的排列，大概是因为用左手执简、右手书写的习惯，便于将写好的简策顺序置于右侧，由远而近，因此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。
我们没有理由说文字的直行排列是落伍，或会减低阅读的效能，而事实却正好相反。根据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威廉·格雷（William S. Gray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作的研究报告说，他曾对世界通行的各种文字阅读速度加以比较，结果证明“直行阅读实较横行阅读为快”。因为中国文字的单字所占面积较小，视力涵盖的范围较为广阔。心理学家也说，中国字的特殊排列和眼皮上下开合的情况也许有关。这些理由很可能是中国人偏爱直行书写和阅读的原因。当然，排列的顺序和阅读效力，一部分是基于习惯，而文字构造、书写材料和工具也是形成这种传统的主要原因。
九、 中国文字记录发展的因素
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种不同的因素，对中国早期文字记录的发展都有相当的影响。古代的宗教信仰，促成以文字和鬼神交流，占卜、祈祷和祭祀都用文字记载下来。这些记录反映了当时的大部分日常生活。封建诸侯和政府各机构之间频繁的往来，增加了公务、政治和外交等文件及档案的产量。由于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是贵族阶级，他们有的是财富和闲暇，所以能够有机会去从事读书和写作。
战国以来，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以及教育的普及，私家著述及书籍收藏迅速发展。公元前2世纪，儒家思想大行，导致古籍在重重天灾人祸之后得以复兴。为了书籍的保存，中央管制的皇家图书馆因而建立，图书馆学亦因书籍数量的激增而萌芽。自此之后，劫余的古籍，大多经过历代学者的搜辑和校订而继续流行。2世纪所设计的四部分类法，不仅今日仍在使用，而其原则可能曾对西方的分类原理产生一定的影响。
3世纪至4世纪间佛教流行，大量宗教文学从外方输入。在历史上，外国书籍之大量翻译，当以此为始。以后数百年中，这种外来的思想，不仅影响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，更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深深地种下了根苗。在佛教作品激增的同时，道教作品也极流行。虽然在数量方面不能与儒家及佛教的经典抗衡，但道教的著作却蕴含着早期科学思想的启蒙。
对宗教文学的大量需求，刺激了印刷术的发展。但印刷术并没有改变书籍的形式、内容、材料，以至创作的质量。印刷术虽使书籍的产量增加，传布广远，但并不一定就增进书籍内容的高度和深度。甚至今日的计算机时代，我们还没有产生一部著作，其体例、规模和创见能超越二千年前“书于竹帛”上的某些经典。例如像《史记》这样一部以大约5万枚竹简写成的著述，不仅其“雄深雅健”的作风为后世所赞赏，而其体例更成为历代正史写作的楷模。人类思维的能力和文字载体的方式，其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，这是值得我们继续深思的一个重要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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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编选自《书于竹帛：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》，注释从略，题目为编者所拟。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。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，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，不得用于商业用途，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。欲转载，务必留言说明。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，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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